天顺六年（1462年）秋，戴进去世，这年沈周35岁，八年之后唐伯虎、文征明及仇英相继出生，吴派崛起。相继而起的还有代表吴地文人画为主的南宗正统观念的逐渐形成，戴进的地位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当时的艺术品评家在宋元以来对人品、气韵的重视之余，再提出画家须同时写文和赋诗等第三种能力的要求，文人画家的标准至此又迈进一步。就画家的画艺而言，戴进于沈周可平分秋色，但就文人画家诗、书、画三艺必备而论，戴进不及沈周。日后文人品评家就拿戴进跟文人画家的典型沈周及较后的文征明相比较，他的地位便出现了第一个转折点。然而自南北二宗的观念形成并把戴进归为北宗之后，便局限了人们认识戴进的视野；从一个狭隘的范畴趋理解他。一般都认为沈周和文征明是“南宗”正宗，把浙派和戴进归于“北宗”，两者绝无关系。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戴进的画风对沈周和文征明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杜琼在《杜东原集》中曾提及沈周收藏过戴进的作品，并且临摹过戴进的《谢安东山图》，文氏的山水也有接近浙派的。文征明提过戴进的《长松五鹿图》，此图松树的画法，与文征明《句曲山房图》卷等画的树法有相近之处。目前，我们无法为这种“影响”关系找到理论上的依据，但明代浙、吴两派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反而是互生互长的。总之，戴进的画风确实曾为明中叶重要的文人画家沈周和文征明等人的注意或借鉴，然可能影响不大，但文人画家从中得到滋润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综上所述，戴进作为明代前期卓有成就的画家，他所建立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影响所及，蔚然成派，并使得沈周、文征明等吴地文人画家受到一定的濡染。同时戴进的绘画对当时和后世的画家创作也起到了简介的引导作用。

戴进对近代影响最大的当属海派的画家了。而最具代表的当属大画家任伯年。任伯年早年学画师从任熊、任薰兄弟,其画风亦步亦趋。人物线条用钉头鼠尾,方折顿拙,极具力度。钉头鼠尾、方折多变的线条,完全是从戴进那里演变而来的。而吴昌硕作为海派的另一代表画家,其在线条运用上,也尽显浙派之余韵,这也与吴昌硕学画起启于任伯年相关[2]。因海派画家许多是师学任伯年,以至造成了以任伯年为中心的浙派画法的延续与承袭,这便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浙派隔代相传的奇迹。这正于明代何良俊所说的:“戴文进画尊老用铁线描,间亦用兰叶描,其人物描法则蚕头鼠尾,行笔有顿跌,盖用兰叶描稍变其法者,自是绝技”相暗合。这一绝技经过了四百余年之后,却被海派所继承了下来。